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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章节:黑桃A ……一个德国兵骑着脚踏车 出现在乡间小路上……





“抽两口”之前,爸爸总爱感叹一番,把开车时心中所思所想一股脑儿抒发出来(爸爸一路开车,我就待在后座,看漫画书或自个玩纸牌解闷)。他那一番感叹,往往跟妈妈有关。要不然,就是让他困惑和着迷了——辈子的其他一些事情。

爸爸结束水手生涯返回陆地后,就一直对机器人抱着莫大的兴趣。这本身也许无可厚非,但爸爸的兴趣似乎有点过了头。他一口咬定,总有一天科学家会制造出一批“人造的人”。他所说的人造人,可不是那些眼睛闪烁着红绿光芒,喉咙发出空洞声响,神情举止非常呆笨的金属机器人。哦,不,爸爸说的不是那种东西。爸爸相信,科学家早晚会创造出跟我们一样会思考的人类。他的想法还有更古怪的呢。他相信,本质上我们人类也是人造的、虚假的物体。

“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玩具娃娃,”他总是这么说。

每天只要两杯黄汤下肚,这句话就会蹦出来。

我们在乐高游乐场时,爸爸静静地站在一旁,眼睛瞪着那些乐高玩具直瞧。我问他是不是在想妈妈。他只摇了摇头。

“汉斯·汤玛士,”爸爸叫我的名字,“想想看,如果这群玩偶突然站起来,绕着这些塑胶房子蹦蹦跳跳走动,那我们该怎么办呢?”“爸爸,你在胡说八道嘛广我只能这样回答他。我总觉得,带孩子到乐高游乐场游玩的父亲,不该对孩子讲这样话。

我正想开口向爸爸要钱,买一客冰淇淋来吃。你瞧,我已经学到一招诀窍:开口向父亲要东西之前,先让他发表一些怪沦。我知道,偶尔父亲会为自己在儿子面前大发怪论感到罪疚,而当一个人感到罪疚时,他就会变得比较慷慨大方。我正要开口向爸爸要冰淇淋,他却说:“本质上,我们只不过是有生命的乐高玩偶罢了。”我知道这客冰淇淋跑不掉了,因为爸爸开始谈论起人生的哲理。

我们一路南下,驱车直奔雅典城,但我们可不是去度假的。在雅典一—或至少在希腊某个地方——我们父子俩打算去寻找妈妈。我们没把握能找到她,就算:找到她,我们也没把握她会跟我们回到挪威的家。但是,爸爸说,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试试,因为我们都觉得,家里没有她,我们父子俩今后的日子不知要怎样过下去。

我四岁那年.妈妈离家出走,抛弃了我和爸爸。也许就是为了这个缘故,到今天我还管她叫“妈妈”。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彼此了解日深.如同”一对朋友。有一天我终于决定不再唤他做“爹地”。

妈妈跑到外面的世界寻找“自我”。当时我和爸爸部觉得,身为四岁小孩的母亲,她确实也应该寻找她的自我了。我只是不明白。

寻找自我一定要离家出走吗?为什么不待在家里——在艾伦达尔镇这儿——把事情理出一个头绪来呢?如果还不满意,可以到邻近的克欣桑走一遭,散散心呀。奉劝想寻找自我的各位仁兄仁姊:一动不如一静,乖乖待在家吧,否则,不但自我没找到,反而从此迷失了自己啊。

妈妈离开我们那么多年,我现在连母亲长成什么样子都记不起来。我只记得,她比别的女人都漂亮。至少,爸爸向来都是这么说的。爸爸也认为,愈是漂亮的女人,愈不容易找到自我。


从照片看,显然妈妈还没找到她的自我;她在镜头前摆出的姿势和装出来的神情,一看就知道是在刻意模仿别人。我和爸爸都为她感到难过极了。


你只消丢几个铜板到柜台上,那本杂志就是你的了。一想到这点,我就觉得很滑稽。这些年来,我们父子俩一直在寻找她,而她却出现在克里特岛的街头,摆个姿势,向路人展露她的笑靥。

“她到底跑到哪儿去子?她到底鬼混些什么?”爸爸气得直搔他的头皮。但是气归气,他还是把杂志上的照片剪—下来,贴在卧室墙上。他说,照片中的女人虽然不能肯定就是妈妈,但看起来跟妈妈总有几分相像。

就是在这个时候,爸爸决定带我去希腊寻找妈妈。

“汉斯·汤玛士,咱们父子俩去希腊一趟,把她给拖回家来。”爸爸对我说。“否则的话,我担心她会溺死在时装业的神话世界哕。”当时我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。我只知道,当你穿太大的衣服时,样子就会被衣服淹没掉,但可从来没听说过,一个人会溺死在神话世界里头。现在我明白了。原来,神话真会溺死人的,每个人都应该格外当心。

一路驱车南下,当我们在汉堡市郊外的高速公路停下车子,让爸爸抽两口烟时,爸爸开始谈论起他的父亲。其实,这些事情我早就听说过很多次了,但如今站在公路旁,看着一辆辆汽车呼啸而过,耳边听着祖父的故事,感觉可就完全不同。

你晓得吗?我爸爸是一个德国士兵的私生子哩。提到这件事,我不会再感到尴尬,因为现在我知道私生子跟其他孩子一样有出息。这话说起来容易,毕竟,我没经历过我爸爸那种惨痛的成长经验,被迫在保守的挪威南部小镇长大。

也许是因为我们踏上了德国的国土,父亲触景生情,开始诉说起祖父和祖母之间的情缘。

大家都知道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食物非常匮乏。有一天,我祖母丽妮骑上单车,到一个名叫佛洛兰(froland)的地方去摘一些越橘。那时她才十七岁,路上她出了事情:她那辆脚踏车的轮胎漏了气。

祖母那次摘越橘之旅,是我生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。乍听之下,这话说得有点奇怪——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件,怎会发生在我出世前三十多年前呢?但是想想看,那天我祖母的轮胎若没漏气,她肚子里就不会怀下我爸爸。这个世界没我爸爸,当然就不会有我啰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:祖母在佛洛兰摘了满满一篮越橘,正要赶路回家,轮胎忽然漏了气。当然,她身上没带修车工具,但就算她身上有一千零一套修车工具,她也修不好那辆脚踏车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,乡间小路上出现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德国兵。他虽然是德国兵,却不像一般德国军人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。这个德国兵温文儒雅,对待一个在回家路上遭遇困难的年轻姑娘,礼节十分周到。巧的是,他身上带有一套修车工具。

那个时候,挪威的德国兵,如果真的像一般人想象那样,都是大坏蛋的话,事情就不会发生,因为我祖父就不会理睬路上受难的姑娘。当然,重点不在这里。当时我祖母实在应该保持矜持的态度,严词拒绝一个德国兵提供的任何帮助。

问题是,这个德国兵渐渐喜欢上这个受难的姑娘。这一来可就惨哕。不过,那是几年以后的事……每回讲到这个节骨眼,爸爸就点一根烟来抽。


如此这般,祖母就成了德国兵的情人。爱情这档子事固然是盲目的,选择权不在我们手里,可是,在爱上那个德国兵之前,祖母总可以选择不再跟他见面呀。当然,她没这么做,到头来可就有苦头吃啰。

祖母和祖父一直偷偷会面。她跟德国人交往的事,——旦被镇民发现,她在艾伦达尔镇就待不下去了。挪威老百姓对抗德国占领军只有一个方法,那就是不跟他们打交道。

1944年,卢德维格·梅斯纳被匆匆调回德国,参加第三帝国东部疆界保卫战。他压根儿没有机会向我祖母道别。他在艾伦达尔火车站搭上火车,从此音讯全无,整个人消失不见了。战后祖母到处打听他的下落,但过了一段日子,她也不得不相信,她的情人在东部战场上被俄国兵杀死了。

若不是祖母怀了孕,佛洛兰脚踏车之旅和接着发生的事,早就被人们给遗忘了。祖父随部队开拔到东线前夕,和祖母一夕欢好,但直到好几星期后,祖母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。

依爸爸的说法,接着发生的事彻底露出入的邪恶二二每讲到这里,他就会再点一根烟来抽。1945年5月挪威百姓解放前不久,爸爸离开娘胎,呱呱坠地。德军一投降,祖母就被挪威民众抓起来。

挪威百姓最恨那跟德国兵交往的挪威姑娘。不幸的是,这种女孩还真不少,但下场凄惨的是那些跟德国兵生下孩子的姑娘。事实上,祖母跟祖父交往是因为她爱他,而不是因为她信仰纳粹主义。祖父自己也不是纳粹党徒。他被抓上火车,强行遣返德国之前,就跟祖母商量好,找个机会两人结伴穿过边界,双双逃到瑞典去。不巧,那阵子有谣言说,瑞典边防军奉命射杀穿越边界的任何德国逃兵,因此祖父和祖母不敢贸然成行。

艾伦达尔镇民使用粗暴的手段对待我祖母。他们剃光她的头,在她身上拳打脚踢,也不管她刚刚生下孩子。老实说,德国兵卢德维格·梅斯纳比这些挪威百姓文明多了。


祖母和我爸爸都不想为发生在佛洛兰的事辩白。他们只想知道,他们母子究竟要受多少惩罚?一桩罪行,到底要株连几个世代的人?当然,未婚怀孕是难以原谅的事,而在这点上,祖母也从不推卸责任。她只是不明白,为什么人们连无辜的小孩子也不放过。

这件事,我想了很久。爸爸是由于人的堕落才来到这个世界,但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吗?我知道这个比拟有点牵强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环绕着苹果进行,而我祖父和祖母那档子事,却牵涉到越橘。但是,像月下老人似的将祖父和祖母牵引在一起的脚踏车轮胎,看起来,还真有点像诱惑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。

不管怎样,身为母亲的女人都知道,你不能为了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;一辈子自怨自艾。更重要的是,你不能把气出在孩子身上。

我也相信,德国兵的私生子也有权享受幸福的生活。在这一点上,我和爸爸的看法并不完全——致。

童年时期的爸爸,不但是个私生子,而且还是个敌人留下的孽种。在艾伦达尔镇,尽管成年人不再对“通敌者”拳打脚踢,孩子们却不肯放过那些可怜的私生子。有样学样,儿童模仿起大人的恶行来,往往青出于蓝。这一来.小时候的爸爸可就尝尽了苦头。他忍气吞声,直到十七岁那年他决定离开心爱的艾伦达尔镇,到海上去谋生活。七年后他回到故乡。那时,他已经在克欣桑结识了我妈妈。

他们搬进希索伊岛上一栋占老的房子,而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,时间是1972年2月29日。当然,从某种角度来看,在佛洛兰发生的那档子事,我也是难辞其咎。这就是大家所说的“原罪”啦。

爸爸身为德国兵的私生子,有个很不快乐的童年,长大后又在海上谋了好几年的生活,难免沾染上喝酒的习惯,没事就喜欢喝个一两杯。但我发现,爸爸岂止是为了忘掉往事。事实上,只要两杯黄汤下肚,他就开始谈论起祖父和祖母,开始诉说起自己身为德国兵私生子的悲惨遭遇。说着说着,有时他不免悲从中来,放声大哭。

我发现,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回忆变得更加清晰,犹如泉涌。

在汉堡市郊高速公路上,再一次告诉我他生命中的际遇后,爸爸说:“然后你妈妈失踪了。你上托儿所,她找到第一份工作,当舞蹈老师。接着她改行充当模特儿,三天两头往奥斯陆跑一趟,有时还到斯德哥尔摩去。有一天,她忽然不回家了。她只留给我们父子一封信。信上说,她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,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

人们说这种话时,往往表示他们只在外头待一两个星期就会回来,但你妈妈一去就是八年多……”这段话我已经听过多次,但这向爸爸特别添加几句:“我们家族总是有人失踪,有人消失不见。汉斯·汤玛士,我想那是家族诅听爸爸提起“诅咒”,我感到不寒而栗。我坐在车子里思索这个问题,觉得爸爸的话未尝没有道理。

我们这对父子,一个失去父亲和妻子,一个失去祖父和母亲。

爸爸心中一定还有其他失去的亲人,只是没讲出来。祖母小时候,她父亲被一株倒下的树木压死。因此,在成长的过程中,她身边也没有一个呵护她、管教她的父亲。难怪,她后来会跟一个马上就要上战场送死的德国兵厮混,生下一个儿子,也难怪,这个儿子长大后娶一个婚后离家出走、跑去雅典寻找“自我”的女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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